【中国三自教会（三自爱国教会）】(3/5)

，三自的问题就都跟着出现，尽管人们不一定用“三自”这名词。香港有些仇视新中国的人试图渲染三自是共产党人强加于基督徒的，他们既没有研究《新约圣经》，也没有研究历史。

有两个重要原因，要求任何国家的教会具有一个不是借来的，而是它自己的自我，成为一个实体性的存在：(一)为了这一教会在它所处环境里有效地作出见证，(二)给普世教会对基督的认识和崇敬添砖加瓦。让我对这两点都说一些话。

福音要求人们承认罪，承认基督的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这就使福音成为许多人不欢迎，并加以排斥的东西。这是福音本身内涵的“绊脚石”。这一“绊脚石”在我们是不能丢掉的，否则福音就不成其为福音而成为别的什么了。我们所能做的，也是所必须做的，就是尽我们的责任去保护福音信息传向人间的通道，不让人为的异己的东西插人进来致使人们接受福音更为困难。在接受异体移植的时候，人体有时会发生排斥异体现象，传福音也会发生这一现象，传福音者要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非得倒空自己身上不属于福音的外来物不可。这在一个人民具有高度民族觉醒的国家更为重要。

罗伦特·爱伦在1922年所写的《华北方针》中是这样说到“政治性困难”的：

“现在，中国人一般把传教士看成政治人物，被派遣来收买人心，为某一外国的统治作准备。这一猜疑由于西方国家利用诸如胶州事件等等反教士事件为扩张领土的借口，而更为加强了。”

由于十架和国旗的这种结合，人们对基督教的传播得到了一个含混不清的印象。你们一定很容易想象，在这一情况下，我们要说清楚，基督福音同西方势力的统治是完全分开的，还要说清楚，基督福音尽管同西方许多东西一并进入，可是基督耶稣不是亲西方的，他有他的绝对性和普世性，是人类不能不倾听的，这是多么困难。考虑到这个，那么，我们的教会需要非西方化和非外国化，同保罗和早期外邦信徒需要基督教非犹太化相似，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教会作为外国的一个附属品而存在，这一事实对福音事业有多么大的危害，西方传教组织领袖并非毫不觉察。罗马教廷第一位驻华公使散尔克苏·康斯坦铁尼1922年首次来华途中曾写道：“在中国，外国人的政治地位是基于特权。靠着治外法权，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庭约束。中国教会在法律上也处于这一特权地位，这就得罪了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教会是靠了条约才被容忍的。传教士是外国人，人们怀疑他们同外国列强相勾结。”“使徒时代建立教会，让独立的主教治理各地教会。……尽管当时人们有种种反对教会的话，可其中没有说它是外国宗教的一条。……如今中国人把天主教视作舶来品，还同外国政治利益联在一起，这难道是中国人的过错吗?”可是此人的正确分析不过停留在纸面上。尽管他说过这些话，直到1949年，在中国140个左右的天主教教区中，只有20个由中国人当主教。

反对让基督教适当接受民族文化和民族理想的人，每每莫须有地大事鼓吹“混同主义”的危害。高举批评这个“主义”的大旗每每是同殖民主义帝国以胜利者自居的僵化和目空一切联在一起的。

值得指出，起源于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的基督教之所以成为一个西方宗教，那是由于人们在神学上、灵性上、艺术上敢于创新，敢于使用西方文化条件为媒介来表达上帝奇妙的作为。可叹的是，当这个获得了西方自我的基督教进入现代并进人世界其他地区的时候，它这个西方自我竟然成了桎梏，对基督徒起了抑制作用，使他们难以认识和敬拜一位真正普世的基督，也使接受了其他文化教养的人们难于接受这位作为西方人的基督。

正由于此，尽管中国在长时期中曾是得到西方传教士和传教经费最多的传教区，信教的人却特别少。1949年中国得到解放的时候，基督教新教信徒没有超过七十万人。

今年，在解放三十五年和发起三自三十四年之后，根据保守的计算，基督教新教信徒增加到三百万以上。他们成为信徒的经历当然各不相同，但是，在一切经历的背后，有一个普遍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今天，中国教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去除了它原有的西方形象。不但它的领导同工都是中国人，不但它的经济收入依靠中国信徒，而且表达基督信仰的思想、崇拜、美术、音乐等渠道，也开始越来越中国化。

我们不是一个在教育、医药、福利等方面办有种种事业的教会，也没有高级的传播工具，但我们是一个传扬福音和日益增长中的教会。基督徒正在他们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作出见证。现在，人们再也不大说“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了，各阶层都有人比过去更愿意听听基督教究竟说些什么。我们的全部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教会必须自己去赢得使人们聆听的权利。

三自不是一个反对传教的运动。为了传教士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中国来，为了他们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好事，我们是感谢上帝的。基督徒服从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的基督的吩咐是一回事，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扩张是另一回事，两者有牵连，这是问题之所在。到外国去传教，有它合适的时间，时间不对，外国传教士就不该去，尽可让本地教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