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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觉得挺好挺好，好得不能再好了，”薇拉说，照例圆睁着她那双善良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瞅着聂赫留朵夫，并且转动她那从又脏又皱的短袄领子里露出来的青筋毕露的黄瘦脖子。

聂赫留朵夫问她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她就兴致勃勃地讲起她所从事的活动来。她的话里夹杂着“宣传”、“解体”、“团体”、“小组”、“分组”等外来语，显然认为这些外来语谁都知道，其实聂赫留朵夫却从来没有听到过。

薇拉把她的活动讲给他听，满心以为他一定很乐于知道民意党的全部秘密。聂赫留朵夫呢，瞧着她那细得可怜的脖子和她那稀疏的蓬乱头发，弄不懂她为什么要做这种事，讲这种事。他可怜她，但绝不象他可怜庄稼汉明肖夫那样，因为明肖夫是完全被冤枉关在恶臭的牢房里的。她最惹人怜悯的是她头脑里显然充满糊涂思想。她分明自认为是个女英雄，为了他们事业的成功不惜牺牲生命。其实她未必能说清楚他们的事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业成功又是怎么一回事。

薇拉要对聂赫留朵夫讲的是这样一件事：她有一个女朋友，叫舒斯托娃，据她说并不属于她们的小组，五个月前跟她一起被捕，关在彼得保罗要塞，只因为在她家里搜出别人交给她保管的书籍和文件。薇拉认为舒斯托娃被拘禁，她要负一部分责任，因此要求交游广阔的聂赫留朵夫设法把她释放出狱。薇拉求聂赫留朵夫的另一件事，是设法替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里的古尔凯维奇说个情，让他同父母见一次面，并且弄到必要的参考书，使他可以在狱中进行学术研究。

聂赫留朵夫答应他回到彼得堡以后努力去办。

薇拉讲到她自己的经历时说，她在助产学校毕业后，就接近民意党，参加他们的活动。开头他们写传单，到工厂里宣传，一切都很顺利，但后来一个重要人物被捕，搜出了文件，其余的人也都被抓去了。

“我也被捕了，如今就要被流放出去……”她讲完了自己的事。“不过，这没什么。我觉得挺好，自己觉得心安理得，”

她说着，惨然一笑。

聂赫留朵夫问起那个生有一双绵羊般眼睛的姑娘。薇拉说她是一个将军的女儿，早已加入了革命党，她被捕是因为主动承担枪击宪兵的罪名。她住在一个秘密寓所里，那里有一架印刷机。一天夜里警察和宪兵来搜查，住在里面的人决定自卫。他们熄了灯，动手销毁罪证。警察和宪兵破门而入，地下党中有人开了枪，一个宪兵受了致命伤。宪兵队审问是谁开的枪，她就说是她开的，其实她一辈子没有拿过手枪，连蜘蛛也没有弄死过一只。罪名就这样定下来了。如今她就要去服苦役。

“真是个利他主义的好人……”薇拉称赞说。

薇拉要说的第三件事是关于玛丝洛娃的。她知道监狱里的一切事情，也知道玛丝洛娃的身世和聂赫留朵夫同她的关系。她劝聂赫留朵夫为她说情，把她转移到政治犯牢房，或者至少让她到医院里去当一名护士。现在医院里病人特别多，很需要护士。聂赫留朵夫谢谢她的好意，并说要努力照她的话去做。

五十六

典狱长站起来宣布，探监的时间到了，必须分手。聂赫留朵夫同薇拉的谈话就这样被打断了。聂赫留朵夫起身同薇拉告别，走到门口又站住，观察着眼前的种种景象。

“各位先生，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典狱长说，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

典狱长的要求只是使屋里的犯人和探监的人更加紧张，他们都不想分手。有些人站起来，但还是说个不停。有些仍坐着说话。有些在那里告别，哭泣。那个害痨病的青年同他母亲的会面特别叫人感动。他一直摆弄着那张纸，但脸色越来越愤激。他竭力克制感情，免得受他母亲情绪的影响。他母亲一听说要分手，就伏在他肩膀上，放声痛哭，不住地吸着鼻子。那个生有一双绵羊眼睛的姑娘——聂赫留朵夫不由得注意着她——站在哀哭的母亲旁边，劝慰着她。那个戴蓝眼镜的老头儿，拉住女儿的手站着，一面听她说话，一面连连点头。那对年轻的情人站起来，手拉着手，默默地瞧着对方的眼睛。

“瞧，只有他们两个才开心，”穿短上衣的青年，站在聂赫留朵夫身边，也象他那样冷眼旁观着，这时指着那对情人说。

这对情人——穿橡胶上衣的小伙子和浅黄头发、模样可爱的姑娘——发觉聂赫留朵夫和那个青年在看他们，就手拉着手，伸直胳膊，身子向后仰，一面笑，一面旋舞起来。

“今儿晚上他们在这儿，在监牢里结婚，然后她跟他一起到西伯利亚去，”那个青年说。

“他是什么人？”

“是个苦役犯。就让他们俩快活快活吧，要不在这儿听着那些声音实在太难受了，”穿短上衣的青年一边听着患痨病青年的母亲的啼哭，一边又说。

“各位先生请吧，请吧别逼得我采取严厉的措施，”典狱长再三说。“请吧，是的，请吧”他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这算什么呀？时间早就到了。这样可不行啊。我最后一次对你们说，”他没精打采地重复说，一会儿点上马里兰香烟，一会儿又把它熄灭。

那些纵容一些人欺凌另一些人而又无需负责的理由，不管多么冠冕堂皇，由来已久，司空见惯，典狱长显然还是不能不承认，在造成这一屋子人痛苦上他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