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兰之猗猗,扬扬其香(6/12)

“哈哈！人才是可遇不可求，哪那么容易招？”林总说。

“只要您有心去招，我相信一定可以招得到的。”我说道。

“嗯，有道理。”林总说。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要学会适当的放手，万事万物都有它发展的自然规律，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中午的太阳最热，到了下午慢慢衰弱，人也一样，年轻时精力旺盛，大干一番事业，随着年龄的变大，精力的衰退，我们追求的重心应该有所改变，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庭，愉快的心情，这才是最宝贵的。”我说。

“其实我工作不完全是为了赚钱，我觉得工作能给我带来成就感和幸福感。”林总说。“不过，你说得也对，年纪大了追求的重心应该有所改变，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居然把人生看得这么透彻。”

“我只是喜欢看一些历史故事而已，从历史故事中汲取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纠正自己的错误，正确地面对生活。”我说。

“历史都是胜利者编写的，很多故事其真实性都有待考证。”林总说。“李世民是一位伟大的皇帝，他励精图治，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整饬吏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但是，众所周知，李世民得到皇位的手段不太光明正大，他害怕别人说他皇位来路不正，于是他篡改历史，有意渲染自己开国伟业的高大形象，同时贬低父、兄、弟的功绩。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资料，是经过李世民与其史官周密的删改的，早就不是真实的历史了。李世民篡改历史对后世的治史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自此，历代正史收归官修，像太史公一样的个人修史，在原则上不被允许。而官修史书的最大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切以当局的利益为重，统一思想，删益由人。”

“对，我听老师讲过，自唐太宗开始，史家之风开始败坏。”我说。

林总说道。“远的历史我们就不说了，因为我们也无从考证它的真实性，就说近代史吧，□□和□□，你们大陆的历史书就跟我们台湾的不一样。再说我们身边的事吧，新闻报纸里的事件都是真的吗？”

“嗯，不一定，有些记者哗众取宠，故意捏造事实。”

“所以说发生在身边的事都不一定是真的，历史上的事会是真的吗？”

“我觉得书上这么写，老师也这么讲，考试也这么考，大家都这么认为，就算它不是真的，也是真的了。”我笑着说道。

“哈哈，有意思。”林总笑道。又自斟了一杯酒。

“其实历史的真实面目到底怎样，又有谁清楚呢？我们读史的目的主要明是非，知荣辱，辩善恶，认认真真做人，脚踏实地做事。”我说。“《史记》中记录苏秦和张仪师出同门，而根据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记载，张仪比苏秦早出道二十多年，跟苏秦也不是同门。在这些地方虽然出现了讹误，但我觉得比起‘历史的真相’的发掘，太史公更在意的是典型人物所能塑造的意义，更注重的是人性的分析。鲁迅先生高度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觉得实至名归。”

“嗯，谈到历史，最具影响的莫过于史家二司马，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林总说。

“关于《资治通鉴》，我在《百家讲坛》里听老师讲过，《资治通鉴》的书名还是神宗御赐，‘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对于司马文正公而言，我觉得修史并不是他的人生最高理想，他心怀天下，忧国忧民，最后官至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不仅是个史学家，更是个优秀的政治家。”

林总轻轻地抿了一口酒，说道：“历史上很多文人其实都热衷于政治，只是在现实生活中郁郁不得志，不得已只能寄情于山水，吟诗、作赋、写写文章，用文字来倾吐心中的郁闷。比如李白，其实李白很想当官的，从他应诏入朝可以看出来，当时他有句诗写得很直率：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不得不说他的的性格可能真不适合玩政治，他豪放不羁，心高气傲，必然会得罪很多人，最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他的文采斐然，举世无双。虽然诗文中豪言壮语横扫一切，古今英杰都不在他眼里，其实他并没有政治眼光，根本没看懂当时政治形势，以至于卷入永王造反的漩涡，险些丢了性命。”

“晚清中兴名臣曾文正公跟他的幕僚赵烈文有一段对话，我印象很深刻，当时赵烈文对船山公王夫之非常敬佩。说王夫之议论戛戛独造，破自古悠廖之谈。若使其得位乘时，必将大有康济之效。曾国藩轻轻地摇了摇头，说不见得，船山公之学确实博大精深，但有的则嫌偏刻。比如对人的评价，力求完美责备较多，宽容体谅的少，若让船山公处置国事，天下则无可用之人了。曾国藩又说，作文与做官并不是一回事，作文以见深识闳为佳，立论即使尖刻、偏颇点亦无妨，因为不至于伤害到某一个人，也不去指望它立即收到实效，只要自圆其说，便是理论，运笔为斤，自成大匠。做官则不同，世事纷繁，人心不一，官场复杂，尤为微妙，识见固要闳深，行事更需委婉，曲曲折折，迂回而进，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万不可逞